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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增速下滑,我们该担心吗?

 

今年前三季度,深圳的经济增速下滑,令不少人感到意外。


去年深圳的经济增速是3.1%,超过了北上广。但是,今年前三季度,深圳却相对失速了。北上广的增速分别为10.7%、上海9.8%、广州9.9%,深圳只有7.1%。这个增速,在广东省地级城市中是垫底的,在全国20强城市中也是垫底的。


这是怎么回事?


有些人不担心短期的增速下降,更关注长期的高质量增长;认为深圳在政府财政、城市治理、科技资源、人才吸引力、资本市场、创新创业文化等方面优势明显,这些优势是这座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。不过,一些人对此感到担忧,认为高房价降低了深圳的人才吸引力,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,抑制了创新创业气氛;同时,取而代之的大型企业,如华为、恒大,也遭遇各种不同的困境,对经济产值及周边产业链打击较大。


这座改革开放的标杆城市,进入“不惑之年”,正给人带来诸多困惑。深圳,是虚是实?


本文试图探索深圳的虚实与城市发展的逻辑。


01. 规模的虚实


近些年,越来越多人意识到“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”。深圳很早就提出了从“深圳速度”向“深圳质量”转变,追求城市的高质量发展。但是,经济增速下降,深圳决策者还是有危机感的。


不唯GDP论并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,其真正含义是,关注实际GDP,而不是名义GDP。从静态的维度来看,经济总量的成色如何,我们需要分析通胀、环境损失和政府债务。怎么理解?假如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相同(其它指标也相同),但是一个城市的政府负债率很高,另一个政府负债率很低,那么前者的经济泡沫更大,后者的经济增长更稳健。一座城市想要短期内把名义GDP做大,政府可以借债大量投资基建,但这座城市的实际经济总量并未增加多少,反而滋生了债务泡沫风险。


我们从实际GDP看深圳的经济,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的经济是否存在水分,即透过泡沫看经济。1990年泡沫危机后,日本经济长期低迷,其实也是在挤压过去的泡沫。关注真实的经济以及真实的增长,我们需要扣除通胀、环境损失和政府债务三个因素。在环境损失方面,深圳有明显的优势,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外部性应该比其它城市更少。这里主要看政府债务和通胀这两个指标。


先看政府债务。深圳是政府负债率最低的大城市。以政府负债率(政府债务/财政收入)来衡量,深圳的政府负债率6.8%,处于全国城市中最低水平。广州是19%,上海是22%,北京是30%。贵阳、哈尔滨、昆明、天津、南京、西安、武汉、重庆、兰州、成都等均超过40%。当然,深圳是财政计划单列市,不需要向广东省上缴税收,税收留存更加宽裕。


与其他城市相比,深圳的财政状况更加健康,债务风险更低,隐性债务全部清零(官方宣布),土地财政依赖度低得多,税收和社保的缴纳规模大。以2019年土地财政依赖度为指标,深圳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只有19%,在全国大城市中处于最低水平。上海是28%,北京是29%,广州是107%,另外,温州、昆明、福州、杭州、太原、合肥、武汉、南京、西安、佛山、郑州均超过100%。深圳的财政收入不靠卖地,主要来自税收收入。2020年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89亿元,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仅为1262.5亿元。截至2020年底,政府债务限额1179.5亿元,偿债压力不大。另外,2020年深圳社保基金收入累计结余7245亿元。


近些年,一些城市大力使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,尤其是一些新一线城市。这种增长的结果是政府负债率高企,同时催生庞大的隐性债务,深圳已宣布隐性债务全部清零。


可以看出,深圳的财政健康、负债率低,GDP中的政府债务泡沫没有那么大,同时,财政政策的空间比较大。关键的问题是,财政该如何使用,如何使用才有效率。如果实施财政刺激政策,可以短期内把名义GDP拉上去,但这是不可持续的。如果实施中小企业减税政策,激活市场活力,可以促进经济增长。如果提供更多的公共用品,大规模建设福利房,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,弥补公共医疗、高等教育的短板,能够促进城市持续发展。


再看通胀指标。这个指标对深圳是不利的,政府债务给深圳经济去泡沫,但通胀指标相当于给深圳经济加了泡沫。这怎么理解?


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通胀,很少讨论城市的通胀。通胀是货币超发引发的一种经济失衡,货币超发由中央银行来控制。宏观经济学家通常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表达通胀水平。从这两个角度来看,我们都很难判断深圳的通胀与其它城市有什么不同。其实,如今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难以反映通胀水平,深圳与北上广、一线城市的物价差别不大。在中国,多数信贷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,房价可以更好地反映通胀问题。房地产市场的通胀越高,房地产的泡沫越大,这座城市的经济泡沫则更严重。


怎么来判断一个城市的房价是否存在泡沫?


以房价收入比(房价/居民可支配收入)为指标,今年年初,深圳的二手房均价是8.98万/平方米,居民可支配收入为6.48万元,房价收入比为1.38,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0.95,上海的房价收入比为0.85,广州的房价收入比为0.63。可以看出,深圳的房价收入高于北上,是广州的两倍。深圳与广州相比,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太大,但是深圳的住房均价要远高于广州。


有人认为,深圳土地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少,深圳房地产市场的规模在经济总值中占比也不高,所以,房地产存在泡沫也不能说明深圳经济存在水分。


其实不然。深圳是一座金融城市,房产是这座金融大厦的基础性资产。房产通过金融杠杆可以做大金融资产,高房价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催生更大的经济泡沫。比如,深圳业主“凯恩斯”早年按揭买房,房贷还没还完,但房价已翻了好几倍,银行又以经营贷的方式给他做二次贷款。凯恩斯拿到低利息的300万信贷,然后投入到理财产品、股票市场上。深圳像“凯恩斯”这种业主并不少,他们可以用正在按揭的房产撬动一笔贷款,放大杠杆做投资。深圳很多房子都抵押出去了,房价上涨和信贷杠杆给市场提供大量的资金,这些资金进而扩大了金融资产和经济规模(名义上)。


数据显示,深圳住房贷款约占贷款的99.7%,这个数据远高于上海。上海公布的住房贷款为1.33万亿,房贷占贷款的比重只有60%。深圳的杠杆率也明显高于北上广。深圳贷款多于存款,住户存款1.381万亿,贷款近2万亿。上海的情况与深圳相反,上海住户存款多于贷款,上海住户存款2.857万亿,住户贷款2.22万亿。


所以,房地产泡沫,以及通过高房价加杠杆形成的金融泡沫,是深圳经济的水分所在,也是深圳需要关注的风险。


深圳政府较低的负债率展现了经济“实”的一面,但是,从房地产市场通胀的角度,我们可以发现深圳经济存在“虚”的一面。深圳政府杠杆低,但是居民杠杆率高。换言之,深圳政府制造的债务泡沫较少,但是高房价和居民杠杆给深圳经济注入了不少债务泡沫。


这就是深圳经济的虚与实。


02. 增长的虚实


上面是从静态的角度,看深圳经济规模的虚实。如今,更多人关注深圳的未来。下面,我们从动态的角度,看深圳经济增长的虚实,即深圳真实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。


其实,从2012年开始,经济学界开始大量讨论中国经济增速的问题。有学者提出了“换挡降速”的观点,认为“新5%比旧8%好”。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从历史主义出发,对比日本、韩国、巴西、阿根廷、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,得出一个结论:一个国家的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,其边际增长会逐渐下滑,目前中国进入了“换挡降速”阶段。


这种观点有一个通俗的类比:人类在百米赛跑上跑进10秒后,边际速度的提升则迅速放缓。一个国家经过了快速增长期,经济基数增大,增长空间不足,经济增速便下滑。


深圳是不是这种观点的典型案例?在过去40年,深圳是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,如今增长空间不足,边际增长衰退,增速下滑比其它城市更快。这种观点靠谱吗?


其实,经济学的逻辑并不支持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。假如技术水平不变,投资边际效率会递减,经济增速会逐步衰退。但是,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,是因为人类改变了技术水平,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。


我们再用这种逻辑去看历史。


在先发国家,如英国、美国,过去几百年间,技术革命推动着经济持续增长。从1860年到1914年,这是美国的镀金时代,第二次技术革命促使美国工业崛起、经济高增长。二战后的20年以及大缓和的20多年(1984年到2006年),航天航空、核能、生物技术、半导体及信息技术促使美国经济较快增长。


后发国家,在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,引入欧美国家的技术和资本,经济迅速“起飞”。欧美国家积累了几百年的工业与信息技术,以及大量的国际资本,短期涌入这些国家,这些国家出现一种集中式的高增长。我们叫“经济腾飞”,墨西哥、巴西、阿根廷、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都出现过这种现象。但是,当国际资本和技术转移的红利衰退,自主技术创新不足,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掉入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
还有一类后发国家,如日本、韩国,它们在二战后也享受了大量的国际技术转移的红利,但其自身技术创新也逐步跟上,摆脱了这一陷阱,经济持续增长,不过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。这是因为国际资本与技术转移的红利可以引发集中式、爆炸式增长,而自主创新推动的增长相对平缓、平滑。当涡轮增压逐步消失,增长更依赖于技术创新。这可以理解为“换挡降速”。后来,日本的增长被1990年的泡沫危机终结,韩国的增长被2008年金融危机打断。


所以,经济降速论是否成立,不取决于历史经验和百米赛跑的逻辑,不取决于哪一类国家,取决于技术能否持续创新。


我们再看深圳的增长轨迹。深圳是中国享受国际技术和资本转移最多的城市。从80年代开始,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城市不少,但是深圳发展的最好。这与香港有莫大关系。香港是国际资本与技术转移的重要通道,深圳的第一批投资、第一批流水线均来自香港。假如深圳过去40年的高增长主要受惠于国际资本与技术转移红利,那么如今红利逐步衰退,深圳的经济也自然降速。这个判断基本上问题不大。


问题是:下降的速度,是像阿根廷、墨西哥、泰国一样断崖式下跌,还是像韩国一样“换挡降速”?我们需要看一个关键因素,那就是深圳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否能够在红利衰退时逐步跟上。


深圳,被认为是国家创新型城市,是世界创新创意之都,汇聚了大量的科技企业与技术人才。比如,202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.93%;又如,深圳的国际专利申请量长期居全国城市首位。


但是,这些指标水分有多大?深圳的技术创新,到底是实是虚呢?


我无法确定深圳的技术在全国、全球是什么水平,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,很难用一个或一系列指标来衡量。但是,有一个逻辑应该是相对可靠的:市场化的技术创新。什么意思?


跟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武汉、广州不同,深圳原来的科技基础基本为零,没有高校、科研基地、没有国家实验室,也没有大型国企研究院。深圳的企业善于“干中学”,从国际技术转移中模仿、学习、改进和创新技术。这种方式前些年被诟病为“山寨模式”,典型的案例就是山寨机。但是,后来,山寨机很快就消失了。这是为什么?深圳的电子工厂很快就学会了手机制造,成本下降,质量提升,一些国产手机开始出现。电子技术的持续更新促使深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网络。后来,医疗器械、无人机、直播设备、新能源汽车电子配件等与电子相关产业在深圳兴起都得益于此。


这些年,深圳在大力引入高校,但基础科学非一日之功,与北京上海相比,依然比较薄弱。深圳的优势还在技术市场化,企业善于技术转化,最典型的是深圳与北京的合作。深圳企业将北京高校、研究院、科研所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与产品。这些年,深圳政府非常重视技术转化。


如果国际资本和技术红利衰退,深圳的爆炸式增长也会下降,但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增长。后者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未来。其实,高速增长与高质量的增长并不相悖,从长期来说,持续的增长一定是基于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增长。


但是,关键的问题是,深圳的市场化技术创新能否维持?


03. 城市的虚实


有人认为,深圳的技术创新可以维持。理由是,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,每年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、优秀人才挥师南下。


数据显示,过去十年,深圳人口增加了713万人,目前常住人口达到1756万人。其中,15-59岁人口为1396万人,占79.53%。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看,与2010年相比,深圳由17545人上升为28849人,分别比全国、全省多13382人和13150人。比如,福田区40%的常住人口拥有大学学历。全国前20强大学的毕业生,有超过20%投奔深圳,北大清华的比例更高。


深圳依然是全国人口吸引力、人才吸引力最强的城市,源源不断涌入的人才是深圳技术创新的基础。除了人才吸引力,深圳对资本、企业、企业家的吸引力也很强。这些年,深圳引入了一批企业总部。


但是,我们又可以通过很多现象说明深圳的吸引力正在衰退。比如,不少工厂从深圳迁移到东莞、惠州以及其它城市。其中,还有像奥林巴斯、艾默生等外企、技术型企业。深圳的人才资源还是有优势,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迁移的。外迁主要有两个原因:一是房价和租金太高,进一步抬高了雇佣成本;二是产业升级、腾笼换鸟的政策推动。深圳的土地政策是保持充足的工业用地,吸引更多的大型企业、技术型企业入驻。这些年,不少工厂外迁,企业注销数量也大幅度增加。有些外迁的企业,通过技术上的处理,一部分税收留在了深圳。所以,从税收上可能未必能够完全反应出迁移带来的影响。


现阶段是产业升级政策的艰难阶段:小工厂、小企业减少,产值规模萎缩;一些入驻的大型企业、企业总部,如恒大、华为、腾讯、宝能、“坂田五虎”等,面临了一些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,对产值规模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打击比较大。华为产值大幅度萎缩,龙岗区的经济数据便有所显现。


有人认为,深圳真正丢失过去的优势:大规模的私人小企业、激烈的市场竞争、反应敏捷的创新创业。但是,另一个观点认为,深圳的产业升级、总部经济是必然趋势。上海是外企总部,北京是央企总部,深圳要上一个台阶,成为私企巨头总部、跨国公司创新总部、大湾区总部。


如今,深圳这座城市,似乎有些让人看不懂。这座城市,到底是虚是实?


我们需要抛开眼前的一些现象,如大学生涌入、企业外迁、高房价、大型企业产值萎缩等,用一般性的逻辑去思考这座城市的虚实。这个一般性的逻辑就是“经济为何增长”。萨伊在斯密的基础上明确将增长之源锁定在“供给端”。相反,“需求端”制造的债务泡沫,是虚假的增长。供给端如何带来增长?奥派解释为人的主观意图、行为自由和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财富;供给学派解释为减税、降低市场准入和废除管制;弗里德曼解释为让价格自由发挥作用;新制度经济学派解释为有效的制度变迁带来了技术创新。


从一座城市的角度来看,城市的前途取决于治理的有效性:即是否保障市民的生命、财产以及法律赋予的权利;是否最大程度地保障价格自由、公平竞争与多样性才能的发挥;是否保障和公平分配公共用品(住房、医疗和教育)——政府负债率低为前提。


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,最大的竞争力来自于治理能力。有效治理的城市与国家,大量移民者带着资金、技术、思想与梦想来到这里创新创业,同时培养优秀的下一代。一个有效治理的城市与国家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,它鼓励人的多样性天赋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。


其实,只要做到以上三点的有效治理,我们不需要过度关注这座城市的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,发展科技、制造业还是金融、房地产,资本用于投资还是消费。


我们用这种一般性的逻辑去理解深圳的虚与实。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,它早期的城市治理,主要是开放性的政策,吸引了大量人来到这里。经过几十年发展,深圳的城市治理水平属于高水平,可能仅次于上海。尤其是第二点,与其它城市相比,深圳的行政效率更高、治理理念更先进,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准入,保障价格自由与公平竞争,鼓励众多小企业、小人物发挥才能。深圳是一座缺乏传统文化的城市,但是一座充满市场文化的城市。深圳的创新创意与创业源自这种市场文化、移民文化。这是这座城市“实”的一面,也是其崛起的根本。


但是,深圳的城市治理并不是没有缺陷,深圳的传统短板是公共资源不足,公共住房、医疗和教育与北上广的差距太大。近些年,深圳加大财政投入不足短板,但是在持续上涨的房价面前,这些短板反而被放大,反噬了这座城市的竞争力。比如,高房价带来的高负债和高租金,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,深圳的社会零售总额甚至不如成都、杭州。更严重的问题是,这对价格自由、公平竞争、多样性才能的发挥形成抑制和扭曲,杀伤了过去这座城市的传统优势,导致小企业、小人物创新创业的活力衰退。


深圳需要回到城市治理的一般性逻辑上,在土地配置上更加合理与公平,给市民分配更多的居住用地和福利房,给众多小企业、创业企业与大型企业等同的、公平的竞争机会。深圳的财政富余、债务负担小,城市治理上可发挥的空间大。深圳正在利用这一优势适度超前基建,短期内可拉高经济数据。但是,从长期来看,深圳应该将财政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,给企业和个人大规模减税,让市场去配置这笔资金,释放竞争活力,提高家庭收入。这才是有效的城市治理。


文章来源:智本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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